而共产党的权力是不可以传给自己子孙的。

从字面上看，治理大国就像烹饪小鱼一样，不要一下锅就动铲子翻搅，否则肉就要碎烂。实际上，人的这种需求是不需要浇灌的，你越浇灌它越膨胀。

中国哲学强调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最重要的特性在于生生不息，人就应该向天道学习，君子要自强不息。冯友兰先生讲，人作为人还不行，要能够成为人，那才是真正的人。美国前总统里根曾经在国情咨文中引用过《老子》中的一句话：治大国若烹小鲜。我们经常谈到，一个人有多少成就，就看你的肩能担当起多少的责任，心胸能容纳多少事情。实际上人的左边还有一个频道，有的人不知道左边还有一个频道，而有的人是知道有这个频道却不知道如何开启。

佛教讲的境由心起，是说人生的意义、对象的意义，是靠你的心灵，靠你自己把人的本性，佛教讲佛性，儒家讲良知，就是要把这个光明的人性呈现出来。这个耻感实在是太重要了。[③]其实，中国哲学传统所认同的那种很有特色的情理精神，与西方哲学传统所主张的理性精神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可以说，只有完成了将中国哲学传统的人为情理精神与西方哲学传统的认知理性精神内在地整合起来这一历史性的任务，中国哲学才能在未来继续对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做出自己的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当然，这并不是说它已经具备了马克思哲学所特有的那种关注人类生产劳动的实践精神。因此，从上述这些方面看，中国哲学传统所特有的人为践履精神，实际上是我们今天理解它的历史发展、理论结构和范畴体系的一把钥匙。在马克思哲学产生以前，西方哲学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有关人类实践活动的各种哲学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但在认知理性精神的主导作用下，它在整体上始终是以人与世界之间的认知性关系、尤其是以人对世界的理性认知活动作为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的，常常把实践问题从属于理性认知的问题，甚至把实践活动自身也归结为一种精神性的活动（如在黑格尔那里）。本来，汉语中的理字最初就具有人为践履活动方面的语义，即《说文解字》指出的理，治玉也，从中引伸出人们根据事物自身的条理对其加以治理改造的含义，再进一步转而意指着人为践履活动的必然准则和世界万物的变化规律。

见《东方学术概观》，巴蜀书社1986年版，39-46、53-54页。不过，在人为践履精神的主导作用下，西方哲学传统集中探讨的那些纯粹认识论问题，如世界是否可知、真理性认识如何可能、以及作为认知理性的基本要素的逻辑学问题，始终未能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主要课题。在这些思想家的影响下，中国哲学传统在各个领域的理论研究中，都呈现出注重情感的思想倾向。就此而言，西方哲学传统对认知理性精神的积极弘扬，同样是我们在建构21世纪的中国哲学时应当注意借鉴和汲取的。

结果，在西方哲学传统看来，人类的认识活动以及实践活动所应该遵循的理，首先就是指具有逻辑性、普遍性、明晰性、抽象性等本质特征的理性之理。这种以情为真的思想观念，不仅包含着以情为理的内在契机，同时也显然与西方哲学传统以知为真、并由此赋予真理（truth）一词以真实、本性等语义内涵的做法大相径庭。庄子一方面坚决反对从事社会的政事治理活动，并对儒、墨两家所肯定的仁义道德和功利效用展开了激烈批判，另一方面又凸显了超功利超道德的个体精神自由在人生存在中的重要意义，主张余立于宇宙之中，……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一 中国哲学传统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对人为践履活动问题的特殊关注。

荀子以性释情，认为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荀子·正名》）。在这个意义上严格说来，中国哲学传统所具有的实际上是一种特定的人为践履精神。

中国哲学传统注重情理的思想倾向，在伦理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们不仅是中国哲学能够自立于世界哲学之林的独特理论根基，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文明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两个基本要素，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发展及其所取得的各种文化成就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墨子》、《孟子》、《庄子》、《易传》和《荀子》中，就已经开始出现真天壤之情、物之情、天地之理、万物之情一类的语词，从而使本来意指着人的主观心理活动的情字，逐步具有了真实、本性等更广泛、更深邃的语义内涵，乃至最终导致了诸如事情、情况、实情、情由之类很有中国特色的日常用语。[②]关于中西哲学传统分别由于人为践履精神与认知理性精神而体现出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倾向的问题，参见拙文：《也论中国古代哲学之所无与所有》，刊载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转载于《新华文摘》1997年第4期。因此，如果说西方哲学传统主要是在知的真理性和逻辑性的基础上肯定理的必然性的话，那么，中国哲学传统则主要是在情的真诚性和安适性的基础上肯定理的必然性，以至于某种人为践履活动是否合理，往往就取决于它是否能使人的内心情感在与天地自然、人的本性或道德理想的和谐统一中保持安适和悦的状态，结果使得合理也就是合情、二者密不可分。至于在感性的情感活动之中是否也存在某种特定的理的问题，往往不在它的理论研究的视野之内。表面上主张无情的庄子，其实只是要否定在他看来会以好恶内伤其身（《庄子·德充符》）的仁义之情或功利之情，而对于精诚之至、真在内者，神动于外（《庄子·渔父》）的真情却十分推崇，主张达于情而遂于命（《庄子·天运》）。墨子哲学也把同样具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兼爱放在首要地位上加以强调。

王阳明也主张：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答顾东桥书》）。  -------------------------------------------------------------------------------- 注释： [①]参见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第四册卷三（下）为字条，香港中文大学1974年版，1549—1559页。

如何从这些基本特征出发，深入揭示中国哲学传统两千余年历史发展的真实面目，正确评价和继承发扬它在探究人为践履活动的本质内容、强调合情与合理的内在统一等方面对于人类哲学思想做出的积极而独特的理论贡献，将是我们在建构21世纪的中国哲学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墨子则更重视为利，主张务求兴天下之利、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上》），凸显了效用功利因素在人为践履活动中的重要意义，并由此出发进一步肯定了社会性的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

在中国哲学传统正式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这种特定的哲理精神已经得到了根本的确立。禅宗也认为无情无佛种（《坛经》），把有情看做是人的一个基本特征。

从这种人为践履精神出发，中国哲学传统又进一步集中探讨了天、道的变易流行对于人为践履活动的影响作用，并往往把宇宙变化的根本原理（天道）与人为践履的必然准则（人道）直接联系起来。事实上，中国哲学传统主要是通过为这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哲学范畴，来考察人与世界的实践性关系的。[②] 在人性问题上，中国哲学传统也不像西方哲学传统那样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而是更强调从人为践履精神出发规定人的本质存在。在认识问题上，中国哲学传统也很重视知与情的密切关系。

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潮，甚至倾向于把人看做是能够从事仁义礼智等道德践履活动的动物，如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荀子说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荀子·王制》），董仲舒说唯人独能为仁义（《春秋繁露·人副天数》），朱熹说人为最灵，而备有五常之性（《答余方叔》）等，就是如此。事实上，如果说西方哲学传统主要把道德问题归结为受理性支配的意志问题的话，那么，认为人之大伦首先在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的儒家思潮，却十分强调伦理规范的情感意蕴，尤其是肯定了基于血缘亲情关系之上的情理的重要意义。

例如，在世界观方面，如果说西方哲学传统更倾向于把人与世界的关系归结为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在理性认知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并由此出发集中探讨了世界的本原究竟是物质还是精神的问题的话，那么，中国哲学传统则更倾向于把人与世界的关系归结为天与人之间在人为践履活动中所形成的互动关系，着重强调了天、道自身莫之为而为之、生生不息的本质特征，却较少明确论及它们究竟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问题。孔子曾针对宰我有关三年之丧的质疑，依据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的亲子之爱回答道：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论语·阳货》），明确把道德践履的必然准则建立在血亲情理的真诚性和安适性之上。

深受儒家影响的郭象认为：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庄子注》）。并且，如果说西方哲学传统尤其是古希腊哲学更倾向于把伦理道德的善置根于理性认知的真的基础之上、主张美德即知识的话，那么，中国哲学传统则更倾向于把伦理道德问题与人为践履活动直接联系起来。

  西方哲学传统在两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鲜明地体现出两个基本特征，这就是重认知和扬理性。此外，像知人、知性、良知、穷理尽性等概念命题，以及德性之知高于见闻之知的流行观念，也明确体现出中国哲学传统对于认知对象的特异性选择，即强调人们的认知活动首先指向人生存在的根本原理、行为践履的必然准则和道德修养的伦常规范，而不是指向客观世界自身的本质规律。也正是由此出发，中国哲学传统对各种哲学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建构起了它自身也很有特色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对于认知理性因素在人为践履活动和情理原则中具有的特殊意义未能给予充分重视，因而使它对一些哲学问题的解答呈现出这样那样的局限性。

董仲舒说：天，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朱熹说：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仁说》）等等，就是如此。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关于有为还是无为、为仁还是为利的问题，在先秦哲学中就已经成为百家争鸣的一个焦点，以至于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当时儒、道、墨三大思潮之间的分水岭。

儒家和墨家思潮都明确主张有为、为政，强调以能动进取的肯定精神从事人为践履活动尤其是政事治理活动，由此建构人的积极有为的社会性存在。不过，它们之间在究竟是以仁义道德还是以功利效用作为人为践履活动的动机目的的问题上，又存在一些内在的分歧。

只有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精神，才指出人对世界的认识活动最终是以人类改造世界的生产劳动实践为基础的。像墨家的三表说以及名实合为说，《大学》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王夫之的知行相资以互用说，颜元的习行说等等，都是在与人为践履活动的本质关联中探讨认识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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